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活在中国民间的各族曲艺曲种约有400个左右。曲艺作为说唱艺术,虽有悠久的历史,却一直没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说唱艺术曾归于“宋代百戏”中,在瓦舍、勾栏(均为宋代民间演伎场地)表演;到了近代,则归于“什样杂耍”中,大多在诸如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家汇、天津的“三不管”、开封的相国寺等民间娱乐场地进行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给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说唱艺术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名称,统称为“曲艺”,并进入剧场进行表演。
中文名:曲艺
起源:唐代
艺术手法:说、唱、演、评、噱、学
申报地区:安徽省安庆市、湖北省黄梅县
释义: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
曲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中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到了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
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明清两代及至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即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赋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布过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
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点和民间意味的表演艺术形式集成,曲艺具有这样几个主要的艺术特征:首先,曲艺表演是以“说”和“唱”为主要表现手段,所以要求它的语言必须适于说或唱,一定要生动活泼,简练精辟并易于上口。其次,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演员装扮成不同角色,以“一人多角”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各种人物、故事表演给听众。因而曲艺表演比之戏剧,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其三,曲艺表演的简便易行,使它对生活的反映快捷,曲目、书目的内容多以短小精悍为主,因而曲艺演员通常能够自己创作,自己表演。其四,曲艺以说、唱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它是诉诸于人们听觉的艺术,它通过说、唱刺激听众的听觉来驱动听众的形象思维,在听众的思维想象中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创造。其五,曲艺演员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和高超的摹仿力,演员只有具备了这些技巧,才能将人物形象刻划得惟妙惟肖,使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从而博得听众的欣赏。以上是曲艺品种艺术特点的不同程度的近似之处,是它们的共性。同时这些曲种又是各自独立存在,自有个性的。不仅如此,同一曲种由于表演者各有所长,又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即使是同一流派,也因为表演者的差别而各具特色,这就形成了曲坛上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说:说,要明白生动。北方曲艺演员曾经说过:“说书一股劲,唱曲一段情,句句警人心,听者自动容”。说,要做到“一股劲”“警人心”,就要在介绍地点、描写环境、讲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刻画人物、摹拟人物对话、剖析人物心理活动以及做出评价等多方面,自始至终说得明白生动,引人入胜。
基础是书词要写得符合上述要求。赵树理同志创作的评书《登记》就有这个特点。它开头是:……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曲艺说表技巧。以说为主的评话和说唱相间的鼓书、弹词最重说表和赋赞的念诵;相声、滑稽也以说、学为重,都要凭说功来表达内容,取得艺术效果。以唱为主的一些曲种,在歌唱中也夹有少量插白、过口白或简短的说口,以及半说半唱的成分。说功在说唱艺术中是重要的艺术手段,故有“说为君,唱为臣”、“七分话白三分唱”等说法。曲艺艺人通过长期艺术实践,对说表技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下述7个方面:
吐字:发音是曲艺演员的基本功,它要求演员在掌握正确的吐字发音方法即每一个字声母的发声部位(“唇、齿、喉、舌、牙”)和韵母发声口型(“开、齐、撮、合”)的基础上,进而锻炼,使自己的中气充沛,调节呼吸气息,根据书情内容的需要,安排语言的轻重疾徐,尤以字音沉重、打远,使在场听众听得清晰、字字入耳为主要要求。艺人谚诀有“一字不到,听者发躁”、“咬字不真,钝刀杀人”之说。字音沉重打远,并非盲目用力所能致,如摹拟人物的低言悄语或情绪低沉的独白时,音量不大,仍能字字有力,送入听众耳中,方见吐字的功力深厚。清代弹词名家王周士在《书品》中提出“高而不喧、低而不闪”的要求,闪即字音闪烁含混。又有“放而不宽,收而不短”之说,指声音虽应放开,但又要防止过头,使人聒耳;收音时也不可过于短促,使人有含混之感。
传神:说表主要是靠演员的语言声态来描写环境,制造气氛,刻画人物,摹拟各种人物的讲话和思想情感,这些都要求说得传神,才能感染听众。优秀的演员在摹拟各种人物语言口吻时,往往不用“介头”(即介绍讲话者姓名),而使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人在讲话。传神是说表技巧的核心,说表传神才能使听众心神不散。王周士在《书忌》中指出“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苦而不酸,羞而不敢”等说书的弊病,说明说书人感情不足则无以传神。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提出“书断意不断,意断神不断”之说。断就是停顿,说表有紧、慢、起、落,有波澜起伏,必然有停顿之处。停顿不仅可以换气而且也藉以创造艺术意境。书情说得拢人心神,语言虽断而意犹未断,意虽断而所传之神未断,妙在“此时无声胜有声”。《扬州画舫录》卷11云:“吴天绪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唯张口怒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谓其人曰:‘桓侯之声,讵吾辈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矣。’虽小技,造其极,亦非偶然矣。”说表传神是演员体会书情,揣摩人物,运用语言技巧与表情动作相结合的结果。
使噱:噱就是笑料。评弹的“放噱”、相声的“抖包袱”都是将作品中的可笑因素通过一定的铺垫和表演,然后充分展开,取得响堂的艺术效果。铺垫的层次顺畅鲜明,给予听众的印象准确生动,才能一步步逼向笑料的迸发;而在最后迸发笑料时,更要掌握语言的分寸感,即迟疾顿挫的技巧。使噱的技巧是演员通过艺术实践取得与听众的听觉心理相适应的结果,所以在不同的演出场合,演员要注意适应听众心理,使噱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不可板滞,千篇一律。
变口: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选择地将某些人物的语言以方言语音来摹拟,不仅表现人物的籍贯,更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精神气质等。在传统书目中利用方言变口来刻画人物,也反映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风情世态。如县衙里的师爷说绍兴话,北京的生意人说山西话,南方的典当业说徽州话之类。变换口音在南方曲艺称为“乡谈”,北方曲艺称为“倒口”,是说功的重要技巧之一。
音响:运用口技的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以达到烘托气氛的艺术效果。评弹有“八技”之说,内容大体包括擂鼓、吹号、鸣锣、马蹄、马嘶、放炮、吼叫等。另有包括“爆头”之说。爆头即人物惊诧、愤怒、焦急时的各种吼声,北方评书称为“惊、炸”,演员须提高嗓音以表现人物惊诧高叫的语调。
贯口:或称“串口”、“快口”,以富于节奏的语言叙述事物,要求一气呵成、贯串到底。演员事先背诵熟练,运用得当,可以起到渲染书情或产生笑料的作用。
批讲:包括对书中人物、事件的评论和对书中引用典故及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等的解释。有时详剖细解,有时片言只语,旨在帮助听众理解书情,辨别是非美丑。批讲的内容和详略,也以听众对象的具体情况为转移。
唱:唱,要优美动听。曲艺演唱的往往是较长的叙事诗或抒情诗,这就要求演员结合故事情节和人物思想感情,引吭高歌。在一篇唱词中,要有一两个核心唱段,设计好优美动听的唱腔,以感染观众。西河大鼓《邱少云》结尾,有六句颂歌是:天上的星星永远亮晶晶, 地上的清泉永远水清清。大江流水永远流不尽, 高山的松柏永远青又青。我们的英雄邱少云, 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著名演员马增芬在设计音乐时,前四句用深沉婉转、激昂有力的曲牌“双高”,最后以悠扬跌宕的曲牌"海底捞月"收尾,充分表达了对英雄的崇敬和怀念的深情。听起来余音袅袅,回味无穷。
评:评,要观点鲜明。宋代罗烨有两句话:“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说的是演员在演唱中间,凡对书里的事物进行评论介绍,对书里的主要正面人物着重赞扬,对某些反面人物批判贬抑,都要观点鲜明。经常使用的手法有散文、韵白、唱词三种。散文的评,例如评书《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各位:说这段书不比“三国”,“水浒”,那些书虽然热闹非常,然而距离今天太远,借鉴之处究竟不多,也不比“荒江女侠”、“深宫艳史”之类,毒素满篇,纯粹是荒谬怪诞之说。这一段新词儿思想斗争针锋相对,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不仅满有趣味,而且促人猛省。仔细听来,保证受益不浅。 韵白的评,例如评书《艺海群英》:年纪大约三十多,浓眉大眼嘴皮薄,半旧礼帽边沿破,衣衫钮扣半脱落,单褥一条随风颠,布鞋没跟露赤脚。畏寒守住空桌坐,客茶满斟没敢喝,果真是,江湖卖艺受奔波,流离失所苦生活! 唱词的评,例如快板书《峻岭青松》:老劲爷,身披晚霞多壮美, 凛凛雄姿更威风。英雄事迹争传颂, 高山峻岭立青松。评,有时是夹叙夹评,在传统书目中称为“人物赞”。它用寥寥数笔塑造人物的神采和外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噱:噱,要趣味隽永。曲艺要有趣味性,娱乐性。相声是逗笑的,相声以外的其他曲种也要求有适当的“噱头”、“包袱儿”,使听众听了感到轻松愉快。“肉里噱”来白生活,与故事内容紧紧结合,听后有回味。“外插花”是活跃气氛的插科打诨,相声演员称它“佐料包袱儿”,不可缺少,也不宜过多。而那种为逗笑而逗笑,一味耍贪嘴的表演,则会起到相反效果。应该提倡的是趣味高尚、耐人琢磨的“噱头”。例如单口相声《追车》,提到解放前通货膨胀,“我三叔”花了不少钱才买到一辆破车时,写得很生动可笑:“……他勒紧腰带也要买辆自行车。那阵花了金圆券是多少来着?这么说吧:二斤半!在寄卖行买了一辆旧车。这辆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二斤半钞票,可以想见金圆券贬值,都快成废纸了。该响的铃不响,而其他地方都响,这辆车破到什么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这正是恰到好处的“肉中噱”。
学:学,要绘声绘形。根据叙述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特征的需要,演员表演时常常仿学方言、方音,以摹拟不同的人物;仿学市场叫卖声,戏曲唱腔,以描绘特定环境;有时也用鸡鸣、犬吠、马嘶声、军号声、枪炮声、火车声、飞机声等口技,使听众从声音形象上产生真实感。这种手法简捷有力。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中指出:举凡古人交锋对垒,以及关于发音者,尤须以口代之。……学风时必要说:呜呜呜狂风大作。学雨时必说:哗哗哗大雨犹如飘泼一般。发炮时必说:光光光三声炮响。学雷时必说:咕噜噜沉雷震动山川。……就怕赶上说下雪,干张着大嘴,没法儿办。过去表演相声提到“学”时常说:“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凫的,草窠里蹦的”。这说明当时相声还带着表演口技的痕迹。则已经很少有人表演了。说、唱、演、评、噱、学,这六种艺术手法,是从多数曲种当中提炼归纳出来的。个别曲种如弹词,还强调演员表演时要掌握乐器(琵琶、三弦),所以它的艺术手法中又多了一个“弹”。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末的三十年间,是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曲艺艺术开始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整个国家拨乱反正并改革开放而出现了空前的大变革与大发展一样,曲艺在这二十多年间,也经历了全面的复苏与空前的繁荣,但同时又面临着种种的挑战。
在整个国家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曲艺事业是重灾区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的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曲艺艺术爆发出强劲的声音,焕发了青春的力量。可以说,曲艺在“文化大革命”后的艺术复苏,是伴随着对极“左”路线的清算而展开的。
具有讽刺传统的相声艺术,在这个历史关头表现得尤为突出。常宝华、常贵田创作和表演的《帽子工厂》,侯宝林、方成创作的《没有开完的会》,马季、锡钧创作的《舞台风雷》,姜昆、李文华创作并表演的《如此照相》,杨振华、金炳昶、陈纪业创作的《假大空》等节目,应历史之契机,抒人民之心声,在揭批“四人帮”,清算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姜昆和李文华合作编演的相声对口节目《如此照相》,构思别致,内涵丰富,揭示荒唐岁月的历史悲剧,发人深思。《如此照相》思想艺术含量的厚实,提升了审美创造的效果,同时也成就了后来成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姜昆的艺术名声,奠定了姜昆相声创作和表演的艺术地位。
曲艺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复苏,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家的中心工作明确转向经济建设之后,曲艺艺术的复苏也转向了较为理性的阶段。1979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不仅是国家全面拨乱反正的一年,同时也是曲艺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后走上正轨的一年。辽宁鞍山市曲艺团的刘兰芳(1944-)与丈夫王印权合作重编、由刘兰芳说演的传统评书《岳飞传》,经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播,在东北地区引起极大反响。接着,全国先后有66家电台相继播出了这部评书。一时间,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电台播出《岳飞传》时街巷人稀的盛况。从而使得评书《岳飞传》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传统长篇大书恢复上演并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曲艺的创作和演出进一步繁荣,艺术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走上了正轨,书刊出版空前活跃,艺术交流日益扩大。曲艺事业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相声的发展在新时期尤引人注目。
与相声的大红大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时期绝大多数的曲艺品种,创作演出比较平稳,各自沿着自身的规律比较稳健地发展着。传统曲目和书目的恢复上演空前普遍,一些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节目,在这一时期几乎都被搬演,甚至出现了不加分析地拿来演出的现象。而且其中一些优秀的传统长篇评书和评话的曲本,如扬州评话《水浒》,苏州评话《三国》,苏州弹词《西厢记》和《再生缘》,评书《兴唐传》、《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和《明英烈》,以及长篇山东快书曲本《武松传》等,还被出版发行供人阅读。新曲本的创作成绩也较突出。邱肖鹏等创作的长篇苏州弹词《九龙口》、夏耘等创作的长篇扬州评话《挺进苏北》、徐檬丹创作的中篇苏州弹词《真情假意》、范乃仲的中篇评书《山猫嘴说媒》、何祚欢的长篇湖北评书《杨柳寨》、牛群与李培森的相声《威胁》、马志明的相声《纠纷》,以及二人转《丰收桥》和《哑女出嫁》、大调曲子《二嫂买锄》、潞安大鼓《醋为媒》和《柳二狗与小广州》、河南坠子《魂系南海》、湖北小曲《难忘的一课》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表演方面,各地除有新秀不断出现外,一些老艺术家也焕发了艺术青春,为曲艺舞台创造着新的辉煌。如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1986年藉京韵大鼓音乐为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配唱的主题歌《重振河山待后生》,使得自己和京韵大鼓艺术一道,为全国更多的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听众所熟悉。从而在使广大听众进一步领略京韵大鼓艺术独特魅力的同时,也扩大了整个曲艺在全国的影响。
曲艺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大力探讨曲艺本身的创演规律,以使其发展不再盲目,是这一时期史论研究的鲜明标志。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曲艺的研究进入了正规发展的阶段。曲艺艺术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自身发展革新的洗礼,正以多元的格局和崭新的面貌走进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