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歌是以宗教经文为歌词,用复调音乐的对位法写成,旋律必须配合歌词,并有着严格的作曲形式,有四声部到六声部等多声部乐曲。
经文歌一词的法文是motet,来自mot一词,释义为“词”。经文歌的拉丁文为motetus,以及motellus、motecta等,英文为motet,意大利文为motetto,德文为motette。
经文歌的起源于中世纪的附加段(Trop)和克劳苏拉(clausula)有关。9世纪至11世纪的附加段是指插在圣咏或弥撒的进台经、献祭经、圣餐经和荣耀经中的附加词曲。歌词有韵文也有散文,主要用于解释或补充圣事内容。而广义的“附加段”则是指在原有的宗教经文词曲中添加的新词。克劳苏拉原来是赞美歌之前的多声的结束句,只哼曲调,没有歌词。12世纪末在克劳苏拉的不唱歌词的上方声部中添加歌词(起初为拉丁文,以后为法文)。添加的歌词的声部起初成为duplum(第二声部),如果声部总数超过两个的话,第三和第四声部分别称为trip伦和quadruplum。Dumplum以后称为motetus,并进而转指整首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13世纪的经文歌体裁。
古艺术时代经文歌
13世纪最重要的体裁是经文歌。古艺术时代(13世纪)经文歌的代表是佩罗蒂努斯、弗朗克·德·科洛尼亚和彼特罗·德·拉·克鲁塞。
佩罗蒂努斯又名佩罗金,为法国作曲家,巴黎圣母院派的代表,活跃于1180年至1210年间,他的主要功绩是发展了莱奥尼努斯的成就,但他的音乐节奏更为复杂化,其特点是上面的几个声部按节奏模式(Modes)来构筑,与下面声部形成对比。
弗朗科·德·科洛尼亚(活跃于1250-80年),是德国音乐理论家,给予欧洲音乐理论的发展以很大影响。他是有量乐谱的改革者,所著论文集《有量歌曲艺术》,概括了古艺术时代的成就,并已意识到六种节奏模式已不能适应创作的需要。弗朗科经文歌的特点是:第三声部的歌词多而密集,第二声部的气息则较为疏松,从第三声部依次向下至低声部形成了自密而疏的节奏格式。
彼特罗·德·克鲁塞(Petrus de Cruce)人称彼埃尔·德·拉·克鲁瓦,也是13世纪的作曲家,活跃于约1270年至1300年间。彼特罗经文歌的特点是:第三声部的时值更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已无法用某一种节奏模式来归纳。并且为了让演唱第三声部的人能更清晰地唱出时值短小的很多音,整个经文歌的速度不得不适当放慢。Semibreve一词在现代记谱法中意为全音符,但在13世纪时是指最短的音符,一个短音符(breve)常分成二至九个小音符。
戏谑经文歌
与古艺术时代经文歌发展同步的还有戏谑经文歌,也是13世纪所流行的,这是教堂旋律和世俗歌曲相结合的结果。例如在关于贪酒者的三声部的经文歌中,定旋律声部是模进的有量旋律,而上面两个声部则交织着两首吸血歌曲的旋律。
等节奏型经文歌
等节奏型(isorhythm)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两个词,意为相等的、相同的以及规律性、匀称性。等节奏型经文歌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菲利普·德·维特里,他既是作曲家,又是音乐理论家、哲学家和诗人,也是新艺术时期音乐-诗歌艺术的奠基人和思想家之一。
维特里的经文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古艺术向新艺术转变的阶段相吻合,代表作为“In nova fert”。第二个阶段相当于早期等节奏型结构的阶段,代表作为“Adesto”、“Quoniam secta”,第三个阶段展示了他“古典”形式的节奏型经文歌,这一阶段的经文歌创作于14世纪20至40年代,它们集中在《Ivrea》集中。
等节奏型经文歌的作曲家还有约翰内斯·奇科尼亚,这是一位最早的尼德兰作曲家之一,主要工作在列日以及意大利。他广泛运用各种模仿技术,革新了经文歌体裁(如出现了自由创作的定旋律)。
15世纪经文歌
经文歌在15世纪渐渐发展成音乐和歌词的统一体。带有自由定律的结构可以在迪费(约1400至1474年),邓斯泰布尔的作品中遇到。在奥克冈和若斯坎(Josquin,约1440年至1521年)的经文歌中可以看到意大利劳达赞歌、弗罗托拉的影响。若斯坎的经文歌写有50多首,接近伊萨克、彼埃尔·德·拉·克鲁瓦、布律梅尔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廷克托里(Tinctoris,约1435年或1445年至约1511年)首次将经文歌确定为介于弥撒与歌曲之间的特殊的音乐体裁。
16世纪经文歌
16世纪意大利的经文歌既有威尼斯乐派合唱音乐风格特点,又和罗马乐派的传统一脉相承;因为帕莱斯特里纳的古多声合唱曲曾在罗马风行一时。威尼斯乐派的代表作曲家有阿德利昂·维拉尔特和G.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rbrieli,约1558年至1612年)。罗马乐派的代表作曲家有路德维希·森夫尔(Lndwig Senfl,约1486年至1542/43年)、拉索(Roland de Lasso,1532年至1594年)。拉索的复调艺术的典范之一是其经文歌集《Magnum opus musicum》(1604年)。
在英国,经文歌是在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约1505年至1585年)、威廉·伯德(William Byrd,1543年或1544年-1623年)等的创作中得到发展。
17世纪以后的经文歌
17世纪的经文歌失去了体裁的稳定性。有时经文歌作为特别的“风格”来解释,如带有“古老的”、带有“帕莱斯特里纳风格”等。这时产生了大量的“混合物”:多合唱的经文歌—协奏曲,发展了威尼斯乐派的传统,“单声部歌唱的”、“独唱的”或不大的、带有通奏低音的经文歌—协奏曲,具有维亚达纳“古教堂协奏曲”的精神。此外还有经文歌-咏叹调、经文歌-插曲、经文歌-对话曲等,反映出经文歌与清唱剧和音乐—舞台体裁的相互影响。
这些看似相互抵触的倾向表现在蒙特威尔第、吕利、拉莫、珀塞尔、亨德尔的创作中,并综合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六首经文歌中,晚期巴洛克的理论家们将经文歌与赋格等同起来。经文歌渐渐地接近合唱或独唱的康塔塔。
18世纪下半叶,海顿、莫扎特等都作有经文歌。19世纪的经文歌作者有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古诺、圣-桑等人。从20世纪开始,现代作曲家对经文歌重新发生兴趣,代表作曲家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利盖蒂等。
13世纪典型的经文歌是三声部,上声部附加的歌词开始还是拉丁文的,与宗教有关,往往是解释圣咏旋律声部歌词的意义。后来一些经文歌上方两个声部歌词方言化,出现了法文经文歌,这就形成了经文歌特有的“复歌词”现象,即圣咏旋律声部的拉丁歌词与上方两个声部的法语歌词混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上方两声部歌词内容也不一样。由于加入方言歌词,经文歌内容渐渐世俗化,有谈情说爱的、逗乐取笑的等等。显然这样的经文歌的内容与内容与礼仪非常不协调,不可能再用于礼拜,因此这些经文歌从礼拜活动中分离出去,在世俗社会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