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是采用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戏剧形式。它产生并流行于苏州，以及江、浙、沪一带，用苏州方言演唱 。评弹的历史悠久，清乾隆时期已颇流行。最著名的艺人有王周士，他曾为乾隆皇帝演唱过。嘉庆、道光年间有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四大名家。咸丰、同治年间又有马如飞、赵湘舟、王石泉等，之后名家流派纷呈，使苏州评弹艺术历经200余年不衰。
2006年，苏州评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增项目名录。 2008年及2011年入选第二批及第三批扩展项目。
历史沿革
苏州评话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苏州弹词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清《吴县志》记载，乾隆南巡，在苏州行宫召王周士御前弹唱，赐七品冠带，随驾回京。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苏州弹词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人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在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要标新。
这一时期涌现的弹词新书目有《杨乃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艺人所创新腔有：魏钰卿的[魏调]，杨筱亭、杨仁麟父子的[小杨调]，夏荷生的[夏调]，周玉泉的[周调]，徐云志的[徐调]，祁莲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薛筱卿的[薛调]，张鉴庭的[张调]等等，流派纷呈。这一时期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演出形式
评话通常一人登台开讲，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弹词一般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经过历代艺人的创造发展，曲调流派纷呈，风格各异。近40多年来，评弹从内容到形式推陈出新，传统书目得到整理提高，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编书目陆续涌现，中篇和短篇等新的演出形式日臻完善。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主要曲调为能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书调〕，同时也吸收许多曲牌及民歌小调，如〔费伽调〕、〔乱鸡啼〕等。〔书调〕是各种流派唱腔发展的基础，它通过不同艺人演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流派唱腔。
表演形式
苏州评弹分为苏州弹词与苏州评话，两者的表演形式稍有不同，苏州评话又称之为“大书”只说不唱，而苏州弹词又称之为“小书 ”又说又唱。
苏州评弹音乐优美，唱腔既能叙事又能抒情，带有浓厚的江南水乡韵味。其演出常常采用说、唱、弹、噱、演等艺术手段，书词中的散文部分以“说”来表现，这称之为“表”和“白”，即以说书人的口吻叙述和描写故事中人物的言行及其活动的环境；七字句为主的韵文则以“唱”来表现，且弹三弦或琵琶伴奏。评弹表演中一人演出称为“单档”，以三弦自弹自唱；两人演出称为“双档”，在场上分为上下手，各以三弦和琵琶自弹自唱，并相互伴奏。为增加趣味性，演出时在故事表白中穿插进戏剧因素，称之为“噱”。演员模仿故事中人物的言行表情，称之为“沿”，也称“做”、“学”。弹词艺人在长期演出过程中除发展了弹词演唱的“书调”外，还吸收《山歌调》、《乱鸡啼》、《费伽调》等牌子曲，丰富了唱腔音乐。评话表演以“说、噱、演”为主，长篇传统书目数量众多，约有五十余部，包括《三国》、《隋唐》等历史演义类，《施公案》、《七侠五义》等公案侠义类及《封神榜》、《济公传》等神话怪异类作品。弹词则以传奇故事类作品为多，其中蕴涵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心理，折射着人民群众的传统道德观念及生活理想，反映出江南地域的人文特征及价值观念。
唱腔特点
苏州评话是用苏州方言讲故事的口头语言艺术。其语言由第一人称即说书人的语言和第三人称即故事中人物的语言两部分组成，而以前者为主。这就和戏剧白言有质的区别。它是讲故事，而不是演故事。第一人称语言称表，第三人称语言称白，表和白以散文为主，多说不唱。但也有用作念诵的一小部分韵文，包括赋赞、挂口、引子和韵白等。赋赞用以描景、状物和渲染、烘托人物的心理状态及性格特征。挂口是人物的自我介绍。引子是说书人的书情介绍或点题。韵白是韵文的表或白或铺叙情节，或总结前段书情。
苏州评话很注重噱，有“噱乃书中之宝”的说法。人物性格和情节的矛盾展开中产生的喜剧因素，叫“肉里噱”。用作比方、衬托、借喻和解释性的穿插，叫“外插花”。与此类似，用只言片语来引起听众的笑声，叫“小卖”。
音乐流派
苏州评弹大致可分三大流派，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经典剧目
苏州评话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书目约50多部。一类说历史故事，属讲史类，如《西汉》《东汉》《三国》《隋唐》《金枪》《岳传》《英烈》等，为“长靠书”，又称“着甲”；一类是“短打书”，讲英雄好汉、义士侠客的故事，如《水浒》《七侠五义》《小五义》《绿牡丹》《金台传》等。还有神怪故事和公案书，如《封神榜》《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弹词艺术经过艺人们自觉的整旧创新，艺术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新节目不断涌现，长篇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李闯王》《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的种子》《江南红》《夺印》《李双双》等，中篇和常独立演出的"选回"有《老地保》《厅堂夺子》《玄都求雨》《花厅评理》《怒碰粮船》《庵堂认母》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芦苇青青》《新琵琶行》《白衣血冤》《大脚皇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