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年1月25日—1954年11月30日),德国指挥家,作曲家。1886年1月25日,出生于柏林一个书香世家。富特文格勒早期的指挥生涯是从地方歌剧院开始的。1954年11月30日,他肺炎发作,病逝于巴登,享年68岁。在指挥上, 富特文格勒受到浪漫的彪罗和精确的尼基什的影响很大,从而揉成自己内在的、抒情的指挥独具特点。
中文名: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
外文名:Wilhelm Furtwängler
出生日期:1886年1月25日
逝世日期:1954年11月30日
别 名:福尔特万格勒
职 业:指挥家
国 籍:德国
信 仰:天主教
民 族:日耳曼人
职 务:柏林爱乐乐团终身首席指挥
出生地:德国柏林
富特文格勒1886年1月25日出生于德国柏林,自少便生活在一个充满著文化气息的环境;其父亲是柏林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母亲则是一位画家—使他自少便受到良好的教育。父母亲特意让他从正规学校中退学,改聘一些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考古学家寇蒂斯、音乐学家莱兹勒等作他的家庭教师。在这些名师的教导下,富特文格勒受到了全面而扎实的艺术教育,为他往后的音乐生涯奠下良好的文化根基。
富特文格勒在接触到音乐后,便很快对其著迷。而事实上,他在幼年时便显露了卓绝的音乐天赋:早在1896年,他十岁时,便创作了《小提琴奏鸣曲》、《第一弦乐四重奏》等作品。17岁时,创作并发布了其《D大调交响乐》,但首演却惨败;加上父亲的离世,使他不得不考虑其前途。最终,他决定了当一名指挥家。1906年,二十岁的富特文格勒首次走上了指挥台,指挥慕尼黑凯姆乐团演奏了布鲁克纳《第九交响乐》、贝多芬《大厦献礼》序曲及自己的《B小调交响乐》(这段音乐日后成为他的第一交响曲的开头部分。)等复杂艰深的乐曲,一鸣惊人,开始了其指挥生涯。富特文格勒是德国老资格的指挥代言人。相对于其作曲,他作为指挥家就成功多了(尽管他至死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会指挥的作曲家’)。其作品能听到的只有第二交响曲。
1911年25岁时,他担任吕贝克(Lubecd)歌剧院指挥一职务,在此,他首次指挥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1915年,富特文格勒被选为鲍丹茨基(A.Bodanzky)的继承人,一跃成为曼海姆歌剧院的指挥。
1920年,富特文格勒继理查·施特劳斯之后接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指挥. 从此,在他的指挥生涯中开拓了成功之路。
1922年,富特文格勒接替逝世的指挥巨匠尼基什,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为柏林爱乐的发展献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并兼任维也纳爱乐乐团和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常任指挥,直至去世。同时,他也是瑞士卢塞恩音乐节的艺术指导。
1925-1927年,富特文格勒3次赴美国指挥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出。
1927年出任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一人就统率着德奥3大乐团,成为国际乐坛一霸。
1954年9月19日和20日,在柏林音乐节上,他带病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和自己的《第二交响曲》,成为富特文格勒最后一次的公开演出。
1954年9月28日-10月6日,他在维也纳为EMI灌录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指挥工作。
1954年11月30日,他肺炎发作,病逝于巴登,享年68岁。
作为上世纪其中一位最伟大的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以他作代表的德国酒神指挥风格,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风格,与托斯卡尼尼那客观理性、忠于原意的阿波罗式风格大大影响了后世的指挥;他演奏往往并不僵死于音符和标记本身,而是在深入的考察作品本身之后,将音符背后的音乐真意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演绎在顾及及原作的风格及结构上却有著更加鲜活的生命和内在统一的平衡。虽然富特文格勒的指挥技术与今日的精确风格相去甚远,甚至被人描绘成为不停的颤抖,比如每次在重拍拍子上都是把几个动作连在一起,结果是一连串难以辨认的抖动,但他本身却有著一种难以说明的、磁石般的魔力及超人的音乐说服力,能凝聚、刺激乐团演奏出超过其本身水平的演奏。种种,均构成了他卓尔不凡、后人难以企及、模彷的独特风格。
正如许多老一辈大师一样,富特文格勒不太喜爱录音,认为录音不能确切表达音乐,但他留下的有声资料却恐怕是老一辈大师中最多的一位:仅贝多芬、布拉姆斯的交响乐录音便能分别轻易凑成两套全集;还有其他留下的录音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尼伯龙根的指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与小提琴家梅纽因合作的贝多芬, 布拉姆斯, 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等。富特文格勒1951年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录制的贝多芬第9交响曲,演出时长74分钟,CD的长度正是由此而定的。另外,富特文格勒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录音也被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说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最好的版本之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也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
尽管富特文格勒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在录音室录制了贝多芬大部分交响曲,但他从未在录音室里录制过《第9交响曲》,也许在他看来这部作品只能进行现场录音。现存的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9”录音中,1942年的柏林演出实况,气氛让人恐惧;1951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幕式的演出是音乐史上的伟大事件,但并未达到富特文格勒理想中的最好水平。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富特文格勒1954年在卢塞恩音乐节演出的贝9。
勃拉姆斯、贝多芬、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是富特文格勒的优势所在。他运用灵活的速度、节奏和力度的起伏和即兴发挥形成了他的艺术个性。富特文格勒曾对贝多芬作品进行了深入钻研。年轻时,他就经常随身携带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全集的总谱,可以凭记忆随时演奏其中的任何一个乐章。
费舍尔
(根据1954年12月柏林广播电台录音整理)
我们为一个伟大的人感到骄傲,他就是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我们的骄傲中含着悔恨和崇敬,我们不仅要在此时此地记住他,还要把他永远铭刻在心。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心中都镌刻他的名字,就像贝多芬的灵魂活在他的心中一样。
富特文格勒是永久的探求者和战斗者,他的外表是一位贵族,就像歌德的雕像。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到浮士德式的焦虑、冲动。他从不满足,总是徘徊在天堂和地狱门前。他多次修改、完善自己的作品。通过这一切我们理解了他生活的中心,和他悲剧的根源。
富特文格勒希望希望人们把他当作能指挥的作曲家而不是能作曲的指挥家,但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从他的《感恩赞》遗憾的首演开始,直到他的晚年人们才听出他作品的真正内涵。他的交响曲刚刚被演出、出版,柏林爱乐乐团的巡回演出使他的钢琴协奏曲得到人们的尊重。总体上说,富特文格勒重复了所有伟大作曲家的命运。他曾经勇敢地支持现代音乐,他首演过的作品永远是他的荣耀。但留在我们记忆中最多的、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还是他对音乐文化中伟大作品的诠释——从巴赫的《受难曲》到瓦格纳的《指环》。
当我们探究什么是富特文格勒音乐诠释的要素时,我们只能从他的录音中寻找答案——那就是他的真实感觉、对于结构的把握,内部和谐的法则,和对作曲家意图的领会。他是少见的管弦乐色彩专家,可以指挥乐队去阐明音符中的所有神秘。
为了清晰地表达他的思想,富特文格勒经常拿起笔。他的新书《声音与语言》(TON UND WORT)给予我们一个看得见的广泛精神的证明,和他对于音乐重要问题的不倦探索。他演出之后与作曲家或者独奏家交谈时,展示出他对于作品的了解和熟悉,那简直是奇迹:当他坐在钢琴前为我们讲解他对作品的理解时,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体验。他认为作曲家不可能把所希望的一切都用音符写下来,这就需要“第二力量”,我们管它叫做诠释,还需要有与作品创造者的精神相关联的精神。可以说在富特文格勒身上生长着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和瓦格纳同样的伟大的精神火花。
欣德米特
(1955年6月18日在德国政府的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我们已经习惯用人物来描绘音乐历史的阶段,他们的名字被当作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时代的代名词。帕莱斯特里纳(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和加布里埃利(1515-1586意大利作曲家)是16世纪音乐的标志;巴赫和亨德尔很早就成为巴洛克音乐的代名词。在维也纳古典时期,同样是作曲家成为那个时代所有音乐成就的代表。只有到了19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演奏大师与作曲家一起分享荣誉。舒曼的后面,有瓦格纳、威尔第和勃拉姆斯,同时帕格尼尼和李斯特赢得了与他们同等的声望。同样,那个时期的指挥家汉斯·冯·彪罗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可。我们亲眼目睹了在我们的时代所有类型的音乐家,不仅仅是创造者还是演绎者,都一起分享名望和荣誉。
再过几十年我们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音乐生活,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几乎没有一个作曲家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公认代表。另一方面,公众更倾向于以音乐舞台上的事件来评价这一阶段的音乐生活。在写字台前工作的作曲家,被舞台上表演艺术家的光芒遮盖了。
如今作曲技术和形式的发展很明显达到了它的终点:马克思·莱格(1873-1916德国作曲家)和德彪西已经去世,理查·施特劳斯和普菲茨纳的重要作品已经写过。音乐作品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还没有得到承认。作曲成为没有抑制的自我表达。但是音乐家中有一个人很早就证明了他的价值。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就使被战争破坏的德国文化得以生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德国文化的形象——或许是他整整一代的象征——又重新站立起来。这个人就是富特文格勒。
他比其他的音乐家更伟大的原因不仅在于他的音乐素养,因为彪罗之后有很多天才的指挥家出现,在音乐表现艺术方面也许还没有人可以与尼基什相比。富特文格勒身上所特有的是他指挥中的纯粹,就像布鲁克纳所拥有的纯粹一样。他的批评家和嫉妒者也清楚地知道他举起指挥棒的那一刹那,音乐的灵魂就会树立在我们面前。通过他,这种灵魂自己以它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对听众讲话。我们都知道感情投入的音乐家用风暴摧毁所有的障碍;我们知道钢琴家,歌唱家、弦乐手具有压倒一切气势的技巧;我们听说过提供每一个和声足迹的神秘主义者,我们知道永久的不安宁分子,而他不属于这些类型。
我早就认识富特文格勒。那是在1919年,当时他在友好的交谈中警告我不要陷入作曲实验中,我立即感觉到他对作曲平衡感的把握和在演出中的应用。这些劝告对我有了很大的益处。对均衡的把握使得他努力为希特勒统治时期受到迫害的音乐家而斗争。有时,当所有的斗争没有什么希望,他自己又陷入危险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像唐吉柯德一样。同样,区别轻重缓急的能力还使他把自己投身到指挥职业的怀抱中。从表面上看仅仅短暂的努力他就可以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没有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更敏锐的、更需要忍受的作曲家职业中。
我们时代的音乐正在从传统走向混乱。所有的价值都陷入了动摇,取得轰动效应成了最高目标,听众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少。作曲、技巧、表演形式,所有这些甚至比时装帽变化得更快。作为最新的时尚,即使再行不通的方式也是可行的。也许在今天,即使拥有富特文格勒纯粹的人也不能像他那样成功地阻止纳粹时期疯狂的艺术破坏活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回忆起当时他无畏的坚持给予那些失望的人多少希望,他的榜样比所有的疯狂力量更有效,这是因为他的正直。富特文格勒为音乐界树立起一种标准,一个正在丢失了的标准。如果我们还拥有它,必将省去更多的迂回和古怪。
在这里我要对富特文格勒说:我们怀念你,我们已经失去了你的理解力,浇铸力、为人们提供美妙的力量。我们孤独地留下来,更加穷困。穷困,因为我们只看到富特文格勒在他的职业中是多么的伟大。促使富特文格勒前进的因素很多,对于美的基本真理的深刻信仰,促使他了解如何把音乐体验转化成信仰的忏悔。谁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只是个指挥、不只是个作曲家,不只是个钢琴家,而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和一个伟大的人。
肯普夫
我1923年在瑞士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还被人们称做“年轻的富特文格勒”。第一印象太深了:他的才华好象就写在前额上,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真正的慈爱。
这个印象决不是夸张的。以后我再见到他,这种让人激动的感觉总能找到,即使在我们发生争吵之后。他怎么会与人争吵呢!他只为音乐的事情争吵,个人因素是完全没有的。他好象是德国音乐的良心,这种良心当他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就闪现,在感觉到音乐家背叛了自己,不再认识到个人的责任时就闪现。
富特文格勒的艺术是一个精彩的统一体,它既是太阳神又是酒神,还是爱神。当他在指挥贝多芬第9交响曲时,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教条,对乐谱的忠实。我们兴奋、我们激动,我们得到了再生的狂喜,我们为自己生长在这个世界上感到骄傲。
基普尼斯
(1891-1978俄罗斯男低音)
我第一次见到并与富特文格勒合作是1921年在威斯巴登。我们一起演出《费德里奥》,所有的歌手都被他的激情、戏剧效果和投入所吸引。演出那一天下午,我看到富特文格勒在郊区的田野里散步,在确信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开始指挥一支看不到的乐队,我猜他肯定是把整部歌剧又温习了一遍。
我曾随他在许多城市演出——柏林、拜洛伊特、伦敦、巴黎、莱比锡。当他在格万特豪斯为我伴奏的时候,不管是《费加罗的婚礼》、《唐璜》、还是《纽伦堡的名歌手》,对于我都意味着一个音乐的节日。我们合作多年,从没有听到过他谈论政治和金钱,他的生活只有音乐。他对其他指挥的赞美也很慷慨,不等到他们死去就开始在公共场合褒奖他们。